初秋，潍坊浮烟山的一处古典院落里，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静谧的书斋里，一位老先生正在伏案奋笔，他就是被誉为“杂家”的彭兴林。当下，他手头正在编纂这部80册的《中国民间年画全集》。这个文化项目已经进行了5年，这5年间，彭兴林走遍全国，收集了100多个产地的2万多件年画，目前该书正进行最后的编纂收尾工作，下步将交由出版社出版。
这不是彭兴林编著的第一部“大书”。二十多年来，他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书法全集》(130卷)、《中国历代名碑释要》《中国法帖史》《禅宗书法》《中国古典山水大系》等多部专著，在中国金石学、版画收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开剩余89%学医·习文
1949年，彭兴林出生于潍坊昌乐县麻家河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少年时期的彭兴林遭遇了求学路上的重大挫折——小学三年级时，因“出身问题”被迫辍学。这一变故非但没有扼杀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激发了他更为强烈的自学动力。
辍学后，他拜邻村一位老中医为师，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习医生涯，期间曾在潍北盐场担任场医。这段看似与学术无关的经历，实则培养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韧的品格，为他日后在金石学等领域的深耕奠定了基础。
在学医行医之中，彭兴林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尤其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读。数十年自学不辍最终结出了硕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宋代才女传》，该书由词学大家唐圭璋题写书名，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并被收录于宋史研究书库。
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山东大学的关注。在1985年“不拘一格招人才”的政策背景下，彭兴林被山东大学破格录取，进入美术史专业学习。这段大学经历为他系统性地接触艺术史、金石学提供了宝贵机会，也为他日后的收藏与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彭兴林先后在潍坊的文化馆、宣传部、文化局，北京西苑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欧亚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工作，这些岗位使他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民间艺术的丰富内涵。上世纪80年代，当大多数人对民间年画的价值认识不足时，彭兴林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意义，成为最早发起民间年画收藏的先行者之一。
2003年，他进入北京西苑出版社工作，与社长杨宪金共同启动了二十余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出版项目，该项目后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主持。此后，他又在文物出版社任职，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国法书全集》等大型文化工程。
彭兴林的学术兴趣广泛而深入，涵盖了中国书法史、碑刻学、版画艺术等多个领域。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历代名碑释要》《中国法帖史》《中国书法全集》130册。《唐诗画谱》《禅宗书法》《中国古典山水大系》等多部专著。其中，《中国历代名碑释要》被视为当代碑刻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系统梳理了从秦代到明清的中国名碑，为碑刻研究者及收藏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碑刻之学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高深的学问之一，在文化复兴的今天，应予全面整理。”彭兴林说。
彭兴林的学术道路充满了“跨界”色彩——从医学到文学，从美术史到金石学，这种多元的知识背景赋予他独特的学术视角。他善于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他在《中国历代名碑释要》引言中所强调的，碑刻之学(又称“金石学”)始于宋代，清代发展到顶峰，民国时期逐渐衰微，而当代随着国家的昌盛、文化的繁荣，这门古老而高深的学问正迎来复兴的契机。彭兴林本人的学术实践，也恰恰是这一复兴历程的生动写照。
收藏·传古
彭兴林的收藏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聚焦于古代版画领域，后于本世纪初拓展至墓志碑刻收藏，形成了“版画与碑刻并重”的独特收藏体系。他的收藏实践绝非简单的物品积累，而是融合了学术研究、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播的多维文化工程。在近四十年的收藏生涯中，彭兴林逐渐从一位个人爱好者成长为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专业收藏家，其收藏规模与质量即使放在全国私人收藏领域来看，也堪称翘楚。
彭兴林与古代版画的结缘颇具传奇色彩。据他回忆，最初接触版画是通过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后又受到鲁迅关于版画著作的影响，喜爱之下，他甚至不惜用一个半月的工资购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
彭兴林将古代版画分为民间年画和中国古典版画两大类，尤其重视民间年画的抢救性收藏。在上世纪80年代，当大多数藏家和公众尚未认识到年画价值时，彭兴林便作为“最初的发起者之一”，开始了对民间年画的系统性收藏。
彭兴林的版画收藏不只停留在保存层面，更延伸到复刻与传播领域。他花费约六年时间，组织复刻了明代集雅斋首刻的《唐诗画谱》四套(比原版多刻了一套印谱)，这一工程填补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空白——该谱在中国无一翻刻，仅日本曾翻刻过一本《五言画谱》。彭兴林对此解释道：“我策划复刻《唐诗画谱》，是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面临失传危险，若得不到翻刻、传世，将是我们民族的一大遗憾。”
此后，他又与中国书店合作复刻出版了《列仙酒牌》《高士传》《剑侠传》《集雅斋版画清赏》等经典版画作品，并完成了陈洪绶版画《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和《慈容五十三现》的复刻工作。这些复刻工程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均为人工刻制，力求“原汁原味地还原古典版画”。
进入新世纪后，彭兴林的收藏兴趣转向碑刻与墓志领域。他收藏的唐五代墓志约达13000种，其中包括一套极为珍贵的千唐志斋所藏碑刻墓志的拓片。千唐志斋是民国年间张伯英在河南洛阳新安县创建的我国唯一一个墓志铭博物馆，以珍藏自西晋、北魏以来历代墓志石刻而闻名，尤以唐志最为丰富。彭兴林收藏的这套千唐志斋完整石刻拓片存世稀少，全球仅存三套(一套在台湾张伯英女儿处，一套在千唐志斋)。这些珍贵的收藏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15年，彭兴林响应潍坊市政府打造“金石之都”的文化战略，从北京回到家乡潍坊，自筹资金在城区创办了千唐志金石馆。该馆于2017年4月正式开馆，成为潍坊市首家以金石拓片为主题的民间博物馆。展馆面积三百平方米，上下三层，馆藏汉至唐历代金石拓片万余种，其中唐代墓志拓片居多，故名“千唐志金石馆”。该馆以“弘扬传统金石文化，提供学术交流场所，辅助开展公众金石文化教育与传播”为宗旨，做了大量的公益性文化工作，为“金石之都”文化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
彭兴林对收藏的碑刻拓片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整理工作。对于已经损坏的碑刻墓志，他会进行基础修复；对于每张拓片，他都会拍照存档，并进行录文、标点、分段、编年等专业处理。对于已有前人研究成果的碑刻，他会在既有成果基础上重新标点、分段，考证墓主姓名、时间等信息，最后对墓志进行编年排序。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使他的收藏超越了单纯的文物积累，成为可供学界利用的研究资料。
彭兴林认为，收藏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种文化责任。通过创办金石馆，他将私人收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通过复刻经典版画，他使濒临失传的艺术形式得以重生；通过系统的学术整理，他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言：“竭尽全力，以期为传统文化传承略尽绵力。”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文化担当，正是彭兴林收藏实践的精神内核。
策划·出版
彭兴林既是身体力行的收藏家，又是著述丰富的学者，还是大型文化出版工程的策划者。从碑刻学研究到书法史梳理，从版画复刻到数据库建设，彭兴林的学术工作构建了一个以实物为基础、以文献为支撑、以现代技术为辅助的传统艺术研究体系。
2011年，彭兴林编著的《中国历代名碑释要》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这部632页的精装巨著，系统梳理了中国历代名碑的演变脉络与艺术特色。该书按历史时期分为“秦碑刻”“两汉碑刻”“魏晋南北朝碑刻”“隋唐五代碑刻”和“宋元明清碑刻”等章节，并附有“名碑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除碑刻研究外，彭兴林在书法史领域也有重要建树。他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130卷)是当代书法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法帖史》《禅宗书法》《中国古典山水大系》等专著，形成了从碑刻到法帖、从技法到美学、从书法本体到跨艺术研究的完整学术体系。
彭兴林的出版工作不仅限于个人著述，还包括大型文化工程的策划与组织。2003年在北京西苑出版社工作期间，他与社长杨宪金共同启动了二十余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出版项目。在文物出版社任职期间，他参与了《中国名碑全集》《中国书法全集》等重要出版物的编辑工作。这些大型出版项目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彭兴林作为出版人的专业素养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2019年，彭兴林主编的《中华木版年画数据库》和《唐代墓志铭数据库》相继上线，这标志着他的学术工作进入了数字化新阶段。《中华木版年画数据库》收录年画约15000幅，涵盖中国木版年画二十余个主产区，内容包括门神灶王、美人童子、神圣仙佛、戏曲故事、山水花鸟、民俗生活、纸马杂品等。“在中国民间，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年画已不仅是节日的装饰品，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它成为反映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彭兴林认为。
《唐代墓志铭数据库》则收录了约12500种墓志铭，分为三类：见之于史书、别集、总集等传世文献的墓志铭约2000种；金石图书所录出土墓志约2000种；彭兴林自行购置搜集之拓本约8500种。该数据库不仅提供图片，还标明志主和作者信息以及著录信息，并将根据新出土文献持续扩充。彭兴林解释建设数据库的初衷：“研究唐代的史学家较多，唐代的出土史料也受大家的关注，但与此相关的著作、作品却比较分散，且不同的著作、作品对同一历史问题难免存在一些分歧。我编制《唐代墓志铭数据库》，便是想为专家、学者、藏家提供实物的参考，节省他们‘需要遍查资料’的时间。”
从辍学少年到金石大家，从乡野医生到文化守护者，彭兴林的这几十年，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与转型路径。作为学者，他是金石学和民间艺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收藏家，他是将私人收藏系统化、学术化、公共化的典范；作为出版人，他是大型文化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作为文化保护者，他是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实践先锋……“看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他自己说，几十年来，贯穿他学术工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一条——“为传统文化传承略尽绵力”。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仅是个人兴趣，更是文化传承的责任。
彭兴林曾引用《朱子语类》中对欧阳修的评价：“欧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没著身己处，却不似参禅修养人，犹是贴著自家身心理会也。”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理解彭兴林自己的文化实践——他将个人生命与金石碑刻、版画艺术等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的人生选择，不正是彭兴林作为当代文化守护者最深刻的精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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