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九月中旬的凌晨四点，湘潭的山风还带着凉意，六十四岁的文梅清提着一只陈旧皮箱，在韶山冲的小车站踏上北去的列车。车窗外，稻浪翻滚，他心里却七上八下——这是毛泽东第三次点名要他进京参加十月一日的国庆观礼，他再也推托不过。
车厢里有人低声议论：“听说这次庆典声势更大，主席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文梅清捋了捋花白的胡子，没有接话。他脑海里盘旋的是另一件事：自己究竟会被安排在什么位置？他是“石伢子”的表兄，若能上城楼，岂不光彩？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火车停在前门东站。中央办公厅来人接站，把文梅清、毛宇居和张友成三人送到惠中饭店。北京的秋天高远澄明，可文梅清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
第二天，丰泽园见面。毛泽东穿着灰布中山装，笑声爽朗，一步迎了上来：“十七哥，路上辛苦了。”江青也在旁边招呼。席间不过几碟家常小菜：腊肉、青椒炒肉片、番茄炒蛋。毛泽东端着碗边吃边问乡里收成，顺手把一大块腊肉夹进表兄碗里。熟悉的乡音让气氛一度热络，可当谈到次日的观礼安排时，文梅清只是嗯了一声，神情依旧沉着。
时间很快走到十月一日。早晨七点，天安门广场已人声鼎沸。文梅清随工作人员进入左侧第一观礼台，位置是不错的，可他一抬眼便看见城楼上竖起的红墙金瓦，心里忽然失落：凭什么自己只能在台下？他紧抿嘴唇，眼神愈发阴郁。
十点整，礼炮齐响。毛泽东与朱德步上城楼，向万众挥手致意。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共和国万岁”滚滚而来。文梅清却倏地站起，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身旁服务员低声道：“马上送我回招待所。”服务员还想劝，他摆摆手：“我身子不爽，得走。”
汽车一路疾驶回到饭店。文梅清躺在床上，心里却更烦闷。“润之成了天子，却把我晾在台下。”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傍晚，等人兴冲冲归来，谈起观礼时的激动瞬间，发现他面色不善。“怎么提前走？”周世钊问。文梅清放下茶盏，抛出一句：“我是他表兄，总得叫声千岁吧，可他让我站下面。”屋里气氛瞬间僵住。
次日，周世钊把此情此景写信报告毛泽东。几天后，文梅清再一次被请进中南海。毛泽东见到他，没有寒暄，劈头一句：“十七哥，听说你不高兴？”文梅清索性直言：“你是国家主席，我是你表兄，上城楼也不为过。”
屋里静得能听见石英表的秒针声。毛泽东看着他，语调平和却带着坚决：“城楼不是皇家露台，是人民的讲台。今天的中国没有皇帝，也没有国舅爷。你不是千岁，我更不是万岁。咱们当年不是为推翻旧制度才举事的吗？”他说到这儿停顿一下，“要是我让你上去，凭什么不让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上去？”
文梅清张了张嘴，没再出声。许久，他只憋出一句：“是我糊涂了。”
为了让表兄真正看清新中国的模样，毛泽东安排他随中央接待处去了天津、塘沽。外国洋行的旧址插上红旗，工人师傅在车间里热火朝天地装配发电机，码头上飘扬着新的海关旗——这一切让多年闭居山村的文梅清目不暇接。他站在解放桥头感慨：“怪不得人人都喊新社会，这劲头，以前没见过。”
半个月后，文梅清返京，再进中南海。毛泽东递给他一件蓝呢大衣：“北方冷，这件带回去。回乡后，好好种田，多读点书，别再说什么千岁万岁了。”文梅清双手接过，喃喃地说：“懂了。”
火车向南开动时，北京的深秋已有寒意。文梅清透过车窗望着远处的古城墙，忽然记起自己在岳麓书院送给润之的《盛世危言》，那本书曾写“此国将亡矣”。如今，国却新生，而自己的心思差点被旧尘封。
后来，韶山冲的乡亲常说，文十七回乡后话不多了，只是逢人便讲“我们都是老百姓，别拿谱”，无形中倒成了村里破除旧习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再也没有因为亲缘为谁开特殊通道。他给湘潭地委的回信很短：“一切照章办事，亲戚亦然。”文件保存至今，红蓝铅笔划痕依稀可见。
在新中国的早晨，人情与原则常常撞车。选择后者，需要决心，更需要信念。毛泽东做到了，他的表兄也终于懂了：这辆驶向未来的列车，车票上一律写着“人民”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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